[4]对于顾某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以及是否应当没收呢？ （二）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 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并集中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这一问题，单就法律规定来看，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事情并未按此逻辑发展。主导权仍然在企业或者服务提供商手中。
公民个人身份在刑法领域适用，不宜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身份定位。王融、余春芳：2018年数据保护政策年度观察：趋势展望，《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04期。实际上，法学界从多个角度力求证明个人对数据的所有权。大数据隐私的身份悖谬在第4条两项规定的对照中显得非常清晰。最后，在大数据条件下用户提供的数据和其活动形成的新的数据并不归其所有，也不由其支配。
FTC享有的这些执法权涵盖消费者权益的各个方面。隐私是高度人格性的利益。[4]然而我国学界有关自治权的研究却无法准确地给出自治权边界的答案，其缘由既有现行法的不完备，也有实践的匮乏。
[29]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载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57页。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文件是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其第51条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第53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4]参见李步云：《发展权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人权》2015年第4期。[25]内蒙古乌兰夫研究会：《乌兰夫论民族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首先，应该采取司法路径与非司法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我国在宪法层面，从总的互助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繁荣的目标，再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手段，还具体到帮助的具体方式、内容，具体涉及帮助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主要从财政、物质、技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进行帮助。
[50]上述几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应用可能性。发展权是一个权利束，包含着多种权利，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但发展权具有独立的法益和价值，不能被其他权利所替代。在宪法层面，我国1949年以后的四部宪法逐步实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体系的创立。发展请求权的行使主体是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或自治地方的普通公民，请求的对象是上级国家机关，请求的内容是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在某方面的发展，请求的具体类型包括请求救助、请求撤销或改变等几种情况。
[17]参见梁新明：《试论发展权及其实现》，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页。这些因素往往限制或阻碍了该区域内个人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43]郑毅：《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一种规范主义进路》，《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5]参见宋才发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第四，申诉模式，即以专门的申诉机关代替司法机关成为发展权法律救济的主要部门。从发展请求权的内容来看，内容涉及经济建设、金融管理、生态建设、贫困地区建设等等，以经济建设方面的请求为主。
例如免费的义务教育、最基础的健康保障等等。请求救助适用于上级国家机关不作为的情形，这也是发展请求权的核心内容。
如果国家没有安排或没有增加投资比重等，民族自治地方就可以请求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照顾。[33]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39]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该制度从建立伊始就内在包含着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目标。1939年 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在经济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成功经验，边区政府不但减轻了蒙古族的税务负担，并且给他们营业以保证，使他们不受任何损失，同时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给他们以极大的经济帮助。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1期。
简而言之，如果国家内某一行政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严重低于国家总的人均生产总值，那么该地区就具备了要求国家帮助的发展权资格。[43]这种主张和要求，具体包括对上级机关的请求、抗辩和相对否决，以补救上级机关领导帮助的失误，抵御上级国家机关侵犯自治地方合法权益的可能，具有某种防卫的功能，并监督上级机关履行和正确履行这一义务。
[26]这段讲话表明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着国家统一和中央的集中领导，是区域和民族两个因素的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和谐而非对抗，这种文化也浸润到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中。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第二章规定了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第六章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15]参见关今华：《人权保障法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实施框架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理论，有助于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国家责任，为民族自治地方提供更清晰的权利体系，从而以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将法人作为人权的主体，是人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27]毛泽东曾经提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次是救济机构、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发挥合力，通过第三方的救济机构来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非对抗、非司法的方式优先。
[48]其核心就是借用现有的司法制度资源，通过发展权理念的融入从而完成发展权的救济。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其目标指向就是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32] 由此可见，发展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其序言第11自然段中提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37]参见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综上所述，我国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自治条例等，遵循了宪法规定的促进民族繁荣、确立民族互助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的法律文本依据。
区域发展权是我国发展权理论的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区域内每个人的发展权的实现。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从内容上来看，发展权具有多领域性和广泛性的特征。[44]参见韦以明：《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广西法学》1996年第4期。
我国《宪法》4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注释: [1]参见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学术界》2019年第6期。
又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条例》44条规定：自治州财力难以保证正常支出时，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36]陈醇：《论国家的义务》，《法学》2002年第8期。
[24]参见武小涛：《试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源与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目前上级国家机关职责的立法规定存在文本表述模糊及罚则缺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及配套措施。
